从基本的生存到社会、文化层面的发展，人的存在总是面临多方面的需要，然而，世界不会主动地适应人，也不会自发地满足人的需要，唯有通过以不同的方式作用于世界，自在的对象才能获得为我的性质。

订约过程的核心是在宗庙中宣读一份确立双方权利-义务的文书。康有为却要把出版审查写进宪法，这是当时众多宪法草案中绝无仅有的。

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儒生获得了立法权，皇帝的职能不过是执行儒生共同体制定的法律、政策。民国初年，各政党和民间人士纷纷提出自己的宪法草案，康有为也厕身其间，在他的《不忍》杂志上发表了这个草案。逮克殷践奄，灭国数十，而新建之国……本周之臣子……由是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宰相与其他大臣的权力，皇帝可以随意收回，他们的生死荣辱，都取决于皇上的喜怒。

当天主教与基督教走上与儒家冲突的路径，留下的则是血泪斑斑的历史。例如，秋风兄的新作：《你可能不知道的董仲舒》说得振振有词：《泰誓中》篇简明地概括了天道宪政主义的基本框架：‘惟天惠民，惟辟奉天。可是，当马格尔尼率领庞大的代表团，来和中国交好的时候。

就接着说：在儒家的体系里，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简单说，是管理狼群，还是管理羊群的问题。想想，《红楼梦》里的贾兰为什么对贾宝玉愤愤不平啊，为什么残忍地用燃烧的蜡烛烫伤贾宝玉呢？不就是家族制度处处歧视庶出的贾兰造成的吗？问问贾兰，肯定想分家，另立山头，在另一个家里，为所欲为。无君也就罢了，但是，谁也不可以无父啊，于是，大多数人就归附了儒家学说，做自己的孝子去了。

仁却是一种平等结构，要求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有儒学概念，大多是没有根基的，含混不清的，也是虚无缥缈和没有支撑的。

只要每一个国家都国泰民安，天下必将太平无事，四海升平一是讲，保罗主义不认可犹太教之律法，而梵蒂冈不会认可任何不从属于他的主导机构和人员。保罗对恶，罪和死的力量变得淡漠。从而于世界主义里面，得出一种所谓基督之爱高于法律之原则，是乃保罗主义之真谛。

只是这个覆亡的神秘性质，迄今不易为解。不单犹太人是约定选民，世界上所有民族都是上帝（亚伯拉罕）之嗣。但是，观点的提出十分重要。十字架上的爱启示了基督为所有人而死，包括那些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

他拒绝如下观念：基督教会是‘以色列选民的延伸和扩展。十字架和复活带来的对于犹太和罗马文化的解构，使得事情发生转变。

我们做出的逻辑结构（对于扬先生）是这样的：如果道德神灵论俯身于统治者，那么，孔子所谓礼治的人伦秩序可以体现在专制主义道德统治上（有限道德——就是‘民主多少的课题）。如果君主了解道德——德之道，为了操纵神灵而献祭，又怎么样呢？献祭时，不能保证神灵会做出善意的回应，甚至不能保证它们是否会做出回应。

中国之一切保守，一切造反（革命），一切文明，一切文化，一眼比之，一言蔽之，就是统治者向天容道，造反者替天做法，并未无法无天的彻底革命——如果一切彻底，那就既无革命、也无统治（法统）——中国截至20世纪中叶，这种留有空隙的伟大统治和伟大革命，正是所谓道统正负照应，革命天地兼顾之之法则。那么，孔子的政治和哲学（宗教）之局限性究为何物？简而言之，就是他的如同保罗主义之重内在，轻外在之修养论——或者换言之，他们都是古典主义之接近上苍和上帝，接近祭祀和归依，接近宗教和形上之历史，之现实（当时）之撰写者，口述者。这律法的原文出处是犹太教的，但是它的内容并不限于犹太教或者基督教。因为，正是我们自己的文化，给我们带来灾难压迫和荒诞。这样，专制主义就蜕变为韦伯所谓布尔什维克。/保罗在《加拉太书》一章13至14节中的自传性修辞不止是一种文学手法而已，也是他修辞论证中不可缺少的内容——表明犹太人与外邦人之间的‘加拉太问题正是保罗在他迫害教会并皈依基督经历中的问题。

即所谓四维不再，天丧斯文而纲纪皆除。因为这样的数典忘祖正是毛式作为。

十字架是应付文化优越性和被扭曲的宗教狂热问题的神圣范例。而这种关系说，其实违背了早于基督国政之希腊民主和罗马共和的人民思想和权力定位。

当法国革命提出前景和未来之时，伯克主义者所言所做之一切，都是向后看——而托克维尔，更是看重（只有）旧制度关系大革命——这个看法就是，大革命的理念实在是在旧制度里面扎根和发轫的。只有在改造，革命和颠覆运动中，政权才取代一切之保罗和孔子，实行新人运动和人性改造。

当一个人为了利用神灵而献祭时，德在那个人身上已经是缺席的。一切为之改观，于1949年。在某种情况下，它最终可以进入第四阶段。保罗强调，爱邻居就是爱神，这对邻居的爱也就成全犹太律法的本质。

保罗主义的要素就是要破解一种现象。遗传至晋以后，法律与礼经并称，儒家《周官》之学说悉采入法典。

孔子不是未来主义，是循环论者和复旧论者——他的克己复礼为仁之说，当然是要复辟周朝一切之宰制，之礼数，之上帝，之世俗（礼乐纲常等等）。在被打十字架的人类悲剧中可以发现神圣的悲痛，这一十字架事件里存在着信仰和生命的两个悖论，一个是神对受难者之爱（取义成仁）。

杨教授选用了孔子们之和而不同/同而不和一类是非说，界定了保罗的类似的世界主义。/这个阶段离开经验的事实最远，即感情的，形而上学的抽象的个人化阶段。

3，如果孔子的法则，冲突于社会、政治，那么，取代之之法则就不可是违背和推倒这些法则，而是要更新之，解构之（结构之再造才是解构……）。故两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最后一种人，甚至在我们的社会中都可以停留在第二阶段，即假经验原则的阶段，把感情的和形而上学的抽象和人格化弃置一边。汉承秦业，其官制法律亦袭用前朝。

被钉十字架的弥赛亚象征神的智慧、神的力量以及神的神圣。他们认为，借助个人和神的力量比感情的或形而上学的的抽象更接近于经验的事实。

如果人们一直以来只是求助于基督在心、而政体在外这样一种畸形分离主义，那么，耶稣成为尼采抨击之奴隶主义圭皋，不是没有可能。自此以降，人们开始思索远古之后，之国，如何可以避免或者导致一种结局：传统儒学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保守政治和极权政治（同上）。

故此，忽略掉古往今来一切之政治拯救和政治抗争，只是在内心深处进行一种灵魂解放，对于生活在极权主义国家里面的人，其实是一种梦幻——而这种梦幻又往往取代耶稣崇拜转而崇拜其他。这个证伪就是，排除内外结合的民主之路导向耶稣之路之背。